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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实施的制约因素及其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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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6 10:50:08 / 浏览:148次

作者:郝宇伟
摘 要: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为了顺利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需要明确什么因素成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实施的制约因素,并探讨纾解的对策。就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实施的制约因素而言,传统的因素、观念的因素、社会风气的因素以及法律体系自身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四大阻碍性因素。而纾解这些阻碍性因素,则需要采取针对性的对策。
关键词: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制约因素;纾解
    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整体规划和全面部署。决定强调,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由此可见,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正如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这也就是说,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仅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难以得到真正实施,而且也会阻碍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阻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为了顺利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一项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弄清楚究竟什么因素成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实施的制约因素,并探讨纾解的对策。
一、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必要性
    依法治国思想可以较早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提出法制建设、健全法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反思建国后“左”的路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危害性;二是解决既有制度所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例如,邓小平曾指出,“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里之所以强调“健全革命法制”,一方面是吸取“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法制破坏的教训,另一方面则主要是为了解决改革开放背景下既有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如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一系列现象的存在既是对法制的破坏,也是阻碍改革开放的障碍性因素。当然,这一时期对于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解还主要围绕健全法制、建立法制展开的。直到党的十五大,依法治国思想得以成熟并被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在之后的十六大,依法治国被完整、清晰地表述。那么,十八大以后,依法治国再次被强调,并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其产生的必要性又是什么?
    具体而言,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必要性。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尤其是各类结构性矛盾,例如,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或者,运行不顺,这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腐败滋生,并且形成各种行业垄断和业界壁垒。对于非公有制经济而言,各种“不合理规定”、“隐性壁垒”大量存在,这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发展,尤其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加大,如在2012年,“非公有制经济税收贡献超过50%,GDP所占的比重超过60%,就业贡献超过80%”,其影响也日益扩大,这一矛盾也日益凸显。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合理规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实现协同发展?其中,通过法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二是化解社会矛盾,尤其是干群矛盾的需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指出,2000年至2013年间,群体性事件在中国呈不断递增的态势,尤其是进入2010年之后。在871起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中,“因公民等与政府或官员之间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有383起,占44.0%”,其中,“公权力运行的不规范是激化矛盾、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可见,社会矛盾,尤其是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即通俗意义上的干群矛盾——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矛盾之一。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如何约束公权力行为,如何调整并规范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法治成为了必要的手段。通过法治建设,可以有效约束并规范政府权力,将政府与社会成员的行为、关系纳入制度化范围,从而保证二者之间的建设性互动。三是巩固并扩大执政合法性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政党,在建国之后,逐渐开始向执政党的转型。但是,中共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建设并未完全、充分的实现。例如,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成,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体系仍然不完善,民主和法治建设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现代执政党所要求的执政能力要素仍然存在不足,其结果是导致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流失。虽然中共作为革命党,其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和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产生,如何应对这一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巩固并扩大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就需要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其中,法治建设、依法治国构成了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一方面,依法治国是现代执政党普遍的能力构成,它是基于人民同意基础上的公共活动,通过法治建设,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法治有助于推动中共由传统的革命政党向现代的执政党转型,获取新的合法性基础,并巩固执政地位。
    因此,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不仅在于完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其根本是为了应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和难题,从而最终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中,法治建设构成了社会转型得以完成的基础支撑,它不仅指向具体的改革领域,更是社会整体变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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